1.生产第一，福利第二

　　在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上，经济政策目标中压倒一切的是经济增长，社会政策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韩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实施了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为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韩国在这一时期甚至强制性地实行低工资政策，吸引外资，增强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在朴正熙执政期间，韩国制造业工人的每月工资仅为5美元，是亚洲“四小龙”中较低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在于扶贫与社会救助。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1973年12月颁布《国民福利养老金法》，颁布这一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筹集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所以政府直至1988年才全面实行。由于韩国经济起点低，经济规模小，积累比例过重，依靠外资严重，因此韩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完全屈从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意志。有学者据此将韩国冠以“以增长为中心”模式，以区别于新加坡、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但是，在经济有了一定增长之后，统治者也明确认识到社会福利对于建设强大国家的重要性。如1993年金泳三政府上台执政后，对以前忽视社会福利的做法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指出，“先进国家并不只是靠高国民收入实现的”，“虽然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收入增加了，但如果正直而勤奋工作的人仍然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的，是经济正义失去作用的社会”。([韩]金泳三：《开创21世纪的新韩国》，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2.主张社会福利项目的生产主义或投资取向

　　在西方社会，传统福利模式的基本思路是提供一种防范天灾人祸的安全网，是对福利接受者的事后补偿，其重点也不是帮助援助对象发挥潜能并借此赢得自立。在这种福利取向之下，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完全是两回事。其开支是一种消费，是收入总额的减少，不能带来直接的新产出，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收入的制约。传统社会福利模式对可供支配收入的消费性依赖，成为西方福利国家备受新右派诟病的根源。而韩国社会福利制度强调社会福利开支的生产主义或投资取向，1994年著名福利社会学家霍利廷(Ian Holliday)将这种模式的特征概括为：(1)政府视社会保障项目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整体工程的一部分，并倾向于使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2)国家把注意力放在强化经济基础设施和提高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健康的需要上，而把社会福利事务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事务;(3)国家倡导工作福利和人际互助而不是把社会公正与福利权利理念作为其福利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4)福利需求群体的公共需求程度较低，社会福利支出和税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很小;(5)国家在社会福利的提供上主要是规制的制定者，而不是福利的供给者。

　　3.帮助福利接受者自强自立

　　韩国传统社会福利模式对福利对象是维持性救助形式，试图促使福利接受者自强和自立。韩国的社会福利改革是以工作为取向的福利改革，主张强化福利对象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并借此实现脱贫自立。韩国十分重视通过政府或其他机构创造就业机会来促进就业，认为这种做法不但有助于提高福利救济对象的自尊心和信心，而且也存在着实现赢利的可能性。不仅如此，韩国政府更热衷于通过对自谋职业者的投资来实现生产性自救。政府鼓励投资对象创建小型企业，通过现金补贴、增加服务、设立教育户头、建立儿童日托所等方法加以扶持。

　　4.将教育作为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

　　朴正熙政府十分关注扩大学校老师的福利。在福利制度刚刚兴起之时，公立学校的老师已经被《文职人员养老金法》所覆盖。但1970年代私立学校的比重较大，占小学总数的1.2%，中学占46.1%，高中占67.9%。因此，1973年政府通过了《私立学校教师养老金法》。1970—1993年韩国预算支出中，教育费占12.7%—18%，而社会保障及福利费只占4.3%—9.3%。(顾俊礼、田德文：《福利国家析论——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工业化时期教师享受政府的良好待遇是韩国福利制度的典型特征之一。政府对大众教育的关注极大地提高了韩国的人口素质。1965年小学入学率已达100%，中学入学率从1960年的27%增加到1981年的85%，使得韩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劳动力的转型。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注意到了新近出现的“数字鸿沟”，更是将教育、特别是终身培训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之中。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资料显示，东亚次发达地区和国家在社会发展支出上与发达国家较为接近，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教育的投入水平较高，均在政府开支的15%以上，而发达国家则在2%—6%左右。(郑秉文、方定友、史寒冰：《当代东亚国家、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p#分页标题#e#

　　5.普遍性

　　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普遍性和全民性，其项目基本涉及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教育等各个方面，切实保障了劳动者及其亲属的社会生活，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发挥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网”与“稳定器”的作用。

　　韩国社会福利制度普遍性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形成以1999年8月12日国会最终通过《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为标志。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韩国，经济发展落后，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几乎无从谈起。60年代初，韩国政府把发展经济和建设福利国家定为目标，提出保证国民的生存权和福利国家的义务，并制定了十几个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到2000年，四大社会保险均实现了覆盖全体国民或全体劳动者。

　　与此同时，韩国自2000年10月开始施行国民基本生活保障法。政府于1998—1999年推行了限期生活保护及对原生活保护制度的临时性扩充，又于1999年9月将这一应急措施放在一起制定了基本法。可以说，这一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其意义体现在从以前的“劳动能力的有无”基准朝着“国民较低限度”基准的转变、传统生活保护制度的“劣等待遇原则”的撤销上。国民已经可以在面临社会性风险时，根据自己的情况，或者从社会保险制度、或者从公共救助制度中获得保护了。以往各自独立的社会保险与公共救助制度得以相互合作，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制度，作为国家义务的、而且是作为一项国民权利的较低生活保障得以实现。

　　正是由于韩国社会福利制度兼具“效率性”与“普遍性”两个特点，所以根据国内外权威学者达成的共识，韩国社会福利模式可以称为“发展优先—普遍主义”的福利体制。

　　6.多元共建性

　　多元共建性，是指韩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架构由政府、企业、社区与家庭多方参与、共同建成。

　　韩国政府是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主导力量。韩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具有独立的、主动的地位，不会因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影响而改变。国家领导者拥有自己的议程，不会因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偏好而改变。韩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儒教传统国家，政府鼓励孝敬父母，稳定家庭，实行夫妇优待制。不优待独身者和单亲家庭。这一社会保障模式可以表述为：福利和经济增长均衡并与家庭传统结合，实行对家庭照顾的“家庭般社会”保障制度。韩国鼓励地方政府进行社区福利建设，特别鼓励企业参与福利建设，将企业福利提到很高的地位来认识。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建立职工福利保障，对没有建立社会保障或者行动不力的企业不给予优惠政策甚至进行处罚。因此，以企业为基础建立职工保障成为韩国社会保障模式的成因和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