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政府的借贷成本大幅提高，财政危机爆发。

 

希腊为什么会出现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相当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希腊社会福利太高，希腊人享受了超过他们经济水平的幸福生活，拖垮了希腊经济。国内一些包括“大师”级人物在内的专家学者也站出来，高瞻远瞩地指出：社会福利是虎背，骑上就下不来；要防止我国出现欧美国家那种“高社会福利病”。

 

首先明确，“社会福利”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社会福利比社会保障内涵更广，泛指社会提供的能使人们生活幸福的各种条件，一般包括养老、失业救助、医疗、社会服务、住房、教育等；而狭义的社会福利特指照顾处于特殊困难之中的老年人、孤儿和残疾人。我们平常讨论、争议的主要是广义的社会福利。

 

过高的社会福利所起的作用肯定是负面的，会滋生不劳而获的习气：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就不工作的人如果也能过上接近平均水平的生活，那很多人就会选择不工作。那么希腊是不是社会福利过高呢？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是不是普遍过高呢？

 

从大面上看，希腊人确实过的悠闲：很多人每天只工作6.5小时，作息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下午4点多钟后就没什么人干活了，睡一个长下午觉，然后是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但要说希腊人好吃懒做、不干活，那恐怕不是实情，不然希腊人均27,000多美元的GDP从哪来的？（也奇怪，中国人拼死累活地干，怎么2012年人均GDP才合6,094美元？）

 

要说希腊的社会福利过高，也不是实情。希腊财政危机爆发时，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6%，这在欧洲国家中只能说中下等水平。其中退休养老、医疗、免费教育等还是可以的，但失业补助并不高。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GDP的0.1%，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样低的失业补助水平是养不了懒人的。

 

作为对照，我们看一下欧美主要国家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美国为21%，澳大利亚为22.5%，加拿大为23.1%，英国为25.9%，德国为27.6%，挪威为33.2%，法国为34.9%，丹麦为37.9%，瑞典为38.2%，日本为18.6%。

 

但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上述国家中以丹麦和瑞典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最高，但丹麦政府赤字仅为GDP的2.6%，瑞典甚至财政有盈余。这是怎么回事呢？

 

希腊财政危机爆发后，希腊媒体披露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全希腊登记的百万富翁只有6个人！

 

这怎么可能？希腊国再小，也有一千多万人，人均GDP也不算低，怎么会只有6个百万富翁？显然，绝大部分有钱人都在隐瞒收入、逃税漏税，而希腊政府竟然不管。

 

当然，不仅有钱人逃税漏税，人性都差不多，既然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能逃能漏的都在干。2010年希腊财政部秘书长乔奥嘎库帕罗斯表示：希腊偷漏税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每年偷漏税总额超GDP的40％，约合1000亿欧元。而如上所述，希腊爆发财政危机时政府财政赤字占GDP也不过是12.7%。

 

只有工薪阶层没法逃漏税，因为工薪阶层的税款在发工资时已经扣了。所以希腊的个税结构同现在中国很相似：都是工薪阶层负担了国家个税的大部分，越有钱的人越少交税、不交税。

 

当希腊政府宣布缩减政府开支时，希腊民众群起抗议。一些媒体把希腊民众描绘成被惯坏了的只知享受者，但这是歪曲。其实希腊民众的主要诉求是：凭什么我们依法交税，而有些人却可以逍遥法外？为什么我辛苦了一辈子，交税交保险，到老了拿不到退休金？

 

希腊的社会弊病还不止于此。

 

希腊不登记、不受监管、更谈不上纳税的灰经济、黑经济非常猖獗，据认为可以相当于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而希腊政府竟然不管。

 

而且希腊的“贪腐文化”也根深蒂固，办事送“红包”已约定俗成。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

 

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希腊的财政危机与社会福利基本没有关系，而是多种社会弊病造成的。希腊人自己对这点也很清楚，当时的希腊新任总理在谈到财政危机的严重性时，也根本没提及社会福利，而只强调“腐败、法规不健全以及惩处不力是造成危机的根源”。而一些媒体大讲希腊社会福利如何如何，人们有理由认为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在有意转移视线。

 

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人认为还有宗教的原因，南欧国家政府普遍“软、散、懒”，所以“欧猪五国”除爱尔兰外都是南欧国家。而欧洲靠北面的国家历史上形成了一只严谨、强势、高效、又受到民众监督的官僚队伍，对社会的监管相当有效，社会弊病较少。所以即使像北欧国家那样社会福利高出希腊几乎一倍，财政状况仍然很健康。

 

当然，过高的社会福利是会带来负面作用的。笔者在加拿大住了多年，听当地人谈起80年代时，普遍摇头，说那时税收重、福利高，人们没有工作积极性。所以当右翼政党提出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强调个人努力个人责任的价值观时，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拥护。在这种民心所向下，西方左翼政党也纷纷向中间靠拢。

 

90年代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和英国工党的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摒弃了以往过分强调再分配、高福利的倾向，在继续强调社会公正性的同时也注重发展经济、提高生产效率，使左翼政党重新获得人们支持拥护。人们普遍承认，在他们执政期间，经济、社会状况都是不错的。随后由于美国执政的右翼政党向右走得太远，使社会贫富差距再次扩大，经济波动渐趋失控，直至08年爆发金融危机，此后西方社会和民心又普遍左转，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在左右翼力量博弈下，近些年来加拿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百分之二十三、四，基本没有再听到有人抱怨福利太高，也基本没有听到有人抱怨福利太低，看来这是一个对加拿大人比较合适的社会福利占比。北欧国家税收和福利都明显高于其它国家，但北欧人习惯、接受、没有抱怨、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都很健康，看来符合他们的国情。还是那句话：让脚感到舒适就是合适的鞋。

 

中国的社会福利占比没有见到权威的数据。见到一份2010年的政府支出数字，我们来计算一下：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03260.0亿元；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为9130.62亿元，约占GDP2.3%；医疗卫生为4804.18亿元，约占GDP1.2%；教育为12550.02亿元，约占GDP3.1%；城乡社区事务5987.38亿元，约占GDP1.5%；文化体育与传媒为1542.70亿元，约占GDP0.3%；以上总计为GDP的8.4%。近两年应该有所增加，但恐怕也到不了GDP的10%。这连欧美中等水平的一半都不到，比一些亚非拉国家还要低些，在这种情况下讲防止“高社会福利病”是不是超前了点？

 

希腊的社会弊病我们也全有：希腊的工薪阶层负担了国家个税的大部分，全国每年偷漏税款竟相当于GDP的40%。如以前引用过的数据，我国个税的65%来自占个税缴纳群体80%的中低工薪收入者；而美国个税的65%是由占个税缴纳群体10%的高收入者承担的。

 

有一则流传很广的评论讲：“我国为数不少的企业老板们都名列在各种各样的富人排行榜上，而他们的企业却纳税不多，在纳税排行榜上‘默默无闻’，以致于被民众与媒体讥称为‘财富的巨人，纳税的侏儒’。”至于全国每年偷漏税款相当于GDP的多少就不大清楚了。

 

希腊不登记、不受监管、更谈不上纳税的灰经济、黑经济，据认为可相当于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而前不久审判的陕西神木县“房姐”有4个户口，在多地拥有房产，仅在京就有41套住房，总价值数亿元。按一个县市有一、二十个“房姐”的保守估算，全国不登记、不受监管、更谈不上纳税的灰经济、黑经济可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多少？希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每年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希腊GDP的8%。

 

不过凭良心讲，中国政府还真不能说是“软、散、懒”，而是文革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发展稳定改革面面都要顾到，因此一些问题还提不到日程上来。不过近来看到，收入分配改革已明确成为这一届政府优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反映出这方面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收入分配领域的事，叫改革也行，叫加强管理也行；正如当年张居正搞的，叫改革也行，叫加强管理也行。

 

改革固然是红利，加强管理也可以说是红利，甚至可以说是收效更快的红利。拿希腊来说，堵住逃漏税的漏洞可以增加GDP的40%，清理灰经济、黑经济可以增加GDP的25—35%，打击腐败可以增加GDP的8%，合计增加GDP的70%以上。经济发展即使持续8%的高速度，多少年才可以增加70%的GDP？

 

希望三中全会能在收入分配改革和管理上形成共识，由此得到的“红利”足可以支持我国社会福利水平逐渐提高到GDP的20%左右。这样可以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扩大消费和内需，增加就业，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轨道。